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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康生与曹轶欧坚决不接受苏枚自杀身亡这个确凿无疑的事实。他俩不等医院的结论，也不等公安部门现场勘查的结果，当天晚上就迫不及待地在北京医院向政法干校造反派的人讲述起苏枚的生平，说她在白区工作如何英勇，如何有贡献， “ 是个好，不会自杀 ” 。责令公安部成立 “ 苏枚被害案件调查组 ” ，并要立即为苏枚开追悼会。康生说：“ 你们不开追悼会，我们开家庭追悼会。” 开追悼会时，康生、曹轶欧特意带一个警卫班，威风凛凛，到场。

　　曹轶欧配合康生，随心所欲，信口制造 “谋杀” 的论据，提出了一大堆“谋杀”的疑点。比如说：苏枚尸体的药斑是 “外伤” ；厨房窗子的小破洞是 “人为的 ” ；铝壶底有两个凸起，是 “凶手” 为吓唬苏枚敲打水壶形成的；奶锅里残渣发臭，有点水底，是 “有人冲刷毁灭罪证” 。最恶毒的是说 “苏枚胃里的安眠药是医生解剖时放进去的” 等等。这些为了掩盖真相而制造出来的奇谈怪论，当然经不起核证，被调查组一一否定了。

　　“专案组” 成立后，捕人越来越多。石磊的妻子是西城区月坛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专案组竟以“群众专政”的名义，将其抓到政法干校院内，单独关押了6年。闻伯俊的妻子是个家庭妇女，也被不分青红皂白逮捕入狱。1968年 4 月以后，又将政法干校另一副校长张效良、卫生科医生宋公田、公务员段学思等逮捕入狱。北京医院的内科女医生顾惜春，1967年4月6日碰巧在急诊室值班，参加了对苏枚的抢救工作。根据苏枚的症状和解剖化验的结果，她从医生的职业道德出发，认定苏枚是自杀身死，为此触怒了康生、曹轶欧。1969年11月11日，以有 “ 严重问题 ” 为名，被捕入狱。

　　1968年1月，政法干校实行军管。在 “专案组” 迫害无辜的同时，按康生、曹轶欧的指示，政法干校的“”围绕“谋杀苏枚”案进行，开展“大揭发” ， “查凶手” ， “追后台” ，大抓“石磊一小撮” 。曹轶欧再三强调， “苏枚被害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问题” ，凡是对苏枚提过意见或对 “谋害” 表示过怀疑的，都被诬为“反康生” ， “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遭到批斗和挨整。这起“谋杀”冤案，遭诬陷迫害的多达99人。其中捕押在监狱的9人，隔离关在政法干校内的23人，逼死2人，逼疯3人，整成终身残废的1人。

　　1969年11月17日，按照康生、曹轶欧的旨意，公安部领导小组谢富治、李震等制造了一份报送中央的假报告，以逼供出来的假口供为依据，加上拼凑捏造，硬把苏枚自杀说成是“谋杀” ，诬说是石磊、闻伯俊、宋公田“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地谋害的” 。谢富治等同康生、曹轶欧一样，最害怕他们所谓的“黑调查” ，也就是害怕揭开苏枚历史上的谜团。说“黑调查”是对苏枚“进一步进行政治陷害，恶毒地攻击康老” ， “其用心险恶，无以伦比！ ” 总之，苏枚的历史是触动不得的。在报告中还说：“他们的黑后台还有待于深挖 ” 。看来是想把他们要整治的更大的人物罗织进来，这才是真正的用心险恶！

　　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在押的人才陆续放出来。石磊是 1975年3月2日放回政法干校的，但直到康生死后的1977年， “专案组” 还在阻挠对此案作出结论。这年6月9日， “专案组” 在写给公安部负责人的信中说，苏枚是怎么死的， “这个结论不好作，也不能作” 。 “ 特别是结案过程中，康老曾指示，不要再为此案打扰曹大姐了。 ”“ 要给苏枚之死做结论，必须通过她，这对她身心健康是很有害的” ，云云。后来由于的果断决定，公安部党组于1978年5月作出《关于因苏枚自杀造成冤错案件问题的复查报告》。石磊等的冤案才于 1978 年 10 月相继得到。

　　康生心怀鬼胎已久。让我们听听曹轶欧和康生自己是怎么说的。 1967年6 月 29 日，即苏枚自杀身亡后 2 个月又20 多天，曹轶欧在笔记中写道： “ 许多问题前前后后联系起来看，枚被害不是孤立的 ” ， “ 枚被害也不仅限于干校一个单位，有远因、近因 ” 。 “远因：饶 ( 漱石 ) 、李 ( ？ ) 、杨 ( 尚昆 ) 、李 ( 克农 )” ， “ 近因： ( 苏枚 ) 分配到干校去是安子文、帅孟奇早已计划好的 ……” 安和帅，一个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一个是副部长。 1968年7月，康生亲笔将两人列入 “ 叛徒、特务 ” 名单，进行诬陷迫害。

　　后来我才知道，拆信这件事发生在沙韬初到康生那里工作的时候，康生在益都闵家庄华东局，曹轶欧在沂水鲁中南区党委，秘书每天收到的信件不是一封两封，又不认识曹轶欧的笔迹，完全是误拆，而且及时向康生作了检讨，说清楚了的，按照常理，何疑之有！但是，康生与曹轶欧对此事刻骨铭心，认定是故意偷拆信件，一直不肯放过，并且愈来愈严重，诬陷沙韬是有人指使的“特务行为”，这是后线年春，康生在青岛休养。曹轶欧时任山东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在济南。一天夜里，曹轶欧来到省公安厅副厅长季明的住处，胡说有人对她“搞阴谋”，她在山东分局“已被严密监视”。季明原是延安会部的干部，曹找季的本意是希望能够得到季的支持，并为她做些什么。季当然不能同意她的说法，一再解释不会有人监视她，并把她送回山东分局的住处。

　　就是这么一回事，引来曹轶欧对我们夫妇的刻骨仇恨。她到北京后曾对罗瑞卿造谣说，在山东济南的一个晚上，我们夫妇两人把她推进一间黑屋子里整她，企图谋害她。罗瑞卿是在1978年把这些话告诉我的。他说从来没有相信过曹轶欧这些鬼线年春夏间，华东局和党中央电告康生，从健康考虑，劝他离开青岛去杭州休养。康生犹豫再三，先是拟发了一个不同意去杭州的电报，交青岛军管会参谋长陈雷送机要译发，接着又要陈追回，另发一个同意去杭州的复电。这是多年后陈雷告诉我的。

　　不少原是延安会部的都知道，康生见不得会部的人，也听不得提起会部和公安部。我问过徐冰： “康生究竟怎么了？ ” 徐说：康生到北京，少奇见了他，说他神情恍恍惚惚，康生要求见毛主席。徐说： “康生是认为中央不信任他。” 待到审判、反革命集团的时候，我才确知，早在1950年康生在杭州、上海时就曾反复向饶漱石说过党对他不信任的线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处理了饶漱石的问题后，人们发现6年没有工作、深居不出的康生，又在一些公众场合露面了。这时，他想起我来了，诬说我有 “政治问题” ，要求中央审查我。由于罗瑞卿和当时在中央工作的一些领导的明智，不相信他的诬蔑陷害之词。

　　原来在1954年11月间，沙韬所在组织为了澄清康生对沙的诬陷，曾将有关情况写了报告报送“李克农并尚昆”，后又转给了少奇。少奇作了批示说“怀疑沙韬政治上有问题，曹轶欧和我谈过，他们是病时谈的，并且谈到其他的人，但没有谈到饶漱石，我不相信曹轶欧所说的。经过调查，沙韬和他的夫人是没有问题的。以上事实应同沙韬谈清楚，使他们放心。至于沙韬的工作，也不必因此调动，但也不要为此故意去刺激康生。”这个批示大概就是一度传说的 “少奇批示病人之言不可信。”

　　从1948年至1975年近30年的时间，纵观康生与曹轶欧的种种异常表现，应该有理由相信，他们的确是在保护、掩藏什么隐私，怕被人发现或被人抓住。这里，我再引用一段我参加审判、反革命集团工作时记录下来的材料：“1975年康生死前曾对人说过大体是这样的一段线，没有叛变；1925，没有叛变；1926，我没有叛变；1927，没有……接着说，是叛徒，她30年代在上海被捕过。”康生吞吞吐吐，欲说又止，他心怀鬼胎，究竟想说些什么呢？！康生到底是什么人？现在还是个谜，但历史总会进一步作出回答的。